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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话实说 反贪就是爱国

黄建军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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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做过大学老师,办过贸易实体,当过商会会长。但成事不多。最令我难堪的是:别人跟我打招呼,乱给我称呼。叫我黄老师吧,我曾经误人子弟,叫我黄老板吧,我缺的就是钱,叫我黄会长吧,分明是说我讲话啰嗦,会开得长,叫我老黄啰,我自认为还没有进入老年之列,正是男人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光! 本人【食话实说】在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易、华声、精英博客、星辰在线、百度空间等各知名网站建设有博客,大量博文已被各大网站置顶、加精、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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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民政局滥用职权持续侵权没有任何理由不被追诉  

2016-05-02 20:26: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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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民政局滥用职权持续侵权没有任何理由不被追诉

    关于时效制度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历来尤为重要,有时成为解决行政争议的前提条件。根据时效制度的规定,当事人能够向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应在其有效期限内,超过了这一期限,当事人就丧失了起诉权,特别是胜诉权。如此规定,既是为了有效保护行政机关管理活动的效率,也是为了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015年6月7日,也就是在新的《行政诉讼法》刚刚实施之际,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针对长沙市民政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原告商会诉称:2003年7月19日,原告经业务主管单位长沙市商务局审批,由被告登记管理机关市民政局依法予以“社会团体(法人)”行政许可登记2007年3月19日,被告假借《关于责令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停止对外活动并限期整改的决定》(2007长民发20号,以下简称“责改令”),超越法定授权,实则对原告实施现场强行收缴其登记证书、行政公章、银行印鉴的行政强制措施,致使原告既无法开展活动及参加年检,又造成原告行政许可完全失效,并由此发生集体财产损失2,835万元。2010514日被告竟然以原告未年检为违法事实,未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再次超越职权撤销原告行政许可登记(2010长民发42号,以下简称“撤会令”)2010年6月17日,原告不服,将上述“责改令”“撤会令”一并诉至法院,但区市两级法院均在不审“责改令”只审“撤会令”的情况下,恶判原告败诉。此后,原告通过信访高院,确认因“责改令”漏审,影响至“撤会令”判决,并给原告建议:对漏审的“责改令”,既可申请复议,也可提起诉讼。随后,长沙市人大信访办也明确认定“责改令”系漏审,同时要求岳麓区法院立案补审。而被告便以“撤会令”被法院判处合法、“责改令”没有被法院确定违法为由,至今仍非法扣押原告的证、章、印,一直拒不清退原告遭冻结的银行存款,并拒不承担行政责任。

显然,原告于2015年将“责改令”再次诉至法院,并诉请法院依法确认“责改令”违法,是有其法律及事实依据的。其一、“责改令”实质内容是行政强制措施,且超越被告的法定授权、违反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剥夺了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的法定权利;其二、“责改令”至今仍没有由被告解除,对原告侵权加害行为处于持续状态;其三,“责改令”侵犯的是原告的财产权,“责改令”没有被确认违法不能成为被告继续侵占原告集体财产的借口。因此,“责改令”不受时效限制。

然而,一审岳麓区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令人啼笑皆非,一方面认定“责改令”诉讼时效应为五年,一方面又确认原告在五年内未对“责改令”起诉,因此,行政裁定原告超过五年诉讼时效,驳回其诉讼请求。对一审睁眼瞎式的裁定,原告随即举出在五年内已起诉的事实证据,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予以改判。但是,二审中院作出的终审裁定更是无稽之谈。二审法院认为:即便原告在五年内已诉“责改令”,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责改令”的起诉时间应为二年,故裁定维持一审,驳回原告上诉。至此,一个民间商会近三千万元的巨额集体财产损失因法院一纸裁定再度被悬置,一起侵害群众利益严重的违法犯罪行径被枉法裁定逃避了法律追究。

要查明区市两级法院对本案作出的裁定是否正确适用法律,还需看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诉讼时效究竟是如何规定的。解释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综合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不难知道,行政诉讼时效的起算一般是从行政相对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所谓“知道”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以书面形式告知相对人行为内容(这里的内容应包括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及诉权和起诉期限,而非道听途说,也不仅仅是行政机关简单的决定、批准、审批、处罚内容,这里的行政机关的内容应当包括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这样行政相对人才能真正知道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合法,否则就不能视为相对人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如果依照法律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以口头形式告知,亦必须制作笔录。行政相对人通过非上述途径而得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不能视为“知道”。所以这种情况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的解释:“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可以把起诉期限延长至5年的规定,这是解释保护行政相对人诉权保护的一个具体体现。

以本案涉及的“责改令”而言,被告假借责令整改对原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其本身就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加之被告作出“责改令”时,一没有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内容,二没有告知原告诉权和起诉期限,原告对“责改令”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能视为“知道”。结合“责改令”至今仍没有解除、加害行为持续和“责改令”侵犯的是原告财产权的两方面客观事实,裁定原告对“责改令”起诉时效根本不符合法律和事实。

法院明知被诉“责改令”严重滥权、明知“责改令”继续加害、明知“责改令”确系漏审、明知“责改令”没有时效、明知“责改令”事关财产权,足以推翻2010年“撤会令”的错误判决,但法院却为庇护行政机关违法,让渎职犯罪逍遥法外,视国家法律如儿戏,对本案假审枉判。特别提及的是,法院拒不纠正2010年的错误判决,串通基层法院,以枉法判决代替法律法规,借机打击报复依法维权的民间商会和坚持正义的民间人士。人民法院公然践踏国家法律的恶劣行径,令人发指。值得高兴的是,商会已向高院对此提出了再审申诉。

将本案置于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周年的背景之下讨论,更显其重要意义。《行政诉讼法》大修后,“民告官”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又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如果仅解决立案难的问题,不解决审理难、审判难、执行难的顽症,继而对乱审理、乱审判、乱执行追责,难言《行政诉讼法》落实到了实处,社会公平正义依然只是一句口号!

 

(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  法定代表人 黄建军  2016,5,2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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