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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话实说 反贪就是爱国

黄建军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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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做过大学老师,办过贸易实体,当过商会会长。但成事不多。最令我难堪的是:别人跟我打招呼,乱给我称呼。叫我黄老师吧,我曾经误人子弟,叫我黄老板吧,我缺的就是钱,叫我黄会长吧,分明是说我讲话啰嗦,会开得长,叫我老黄啰,我自认为还没有进入老年之列,正是男人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光! 本人【食话实说】在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易、华声、精英博客、星辰在线、百度空间等各知名网站建设有博客,大量博文已被各大网站置顶、加精、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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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民政局行政强制措施侵权案该如何收场?〈以案说法〉  

2015-12-29 00:00: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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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民政局行政强制措施侵权案该如何收场?〈以案说法〉

    前  述:2007年3月19日,长沙市民政局(以下简称被告)对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以下简称原告)作出《关于责令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停止对外活动并限期整改的决定》(2007长民发20号 ,以下简称“责改令”)红头文件,现场强行收缴原告的登记证书、行政公章、银行印鉴,使商会行政许可名存实亡。从此,原告商会全面瘫痪,造成直接财产损失2,835万。之后,原告开始漫长的依法维权:数次提出行政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抗诉、行政申诉。然而,历时八年,本案久拖未决……

    一、可诉之争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被诉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才能提起行政诉讼。由于被告联合市商务局联合对原告下达的是“责改令”红头文件,不以行政处罚的法定要式出现,致使许多人认为,它只是一份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细看内容才知道,它不仅是行政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实施的是行政强制措施。原告起初并不想与被告打官司,只是依“责改令”的规定在三个月期限完成“整改换届”。哪知被告总是以各种借口拒绝对原告整改验收,并且一直不解除其行政强制措施。原告百般无奈,只得向省市纪委及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但问题并未得解决,原告于2009年11月23日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起诉。立案庭庭长当面向原告告知了法院不予立案的理由:“责改令”只是临时性行政强制措施,不是其行政行为的最终结果,没有可诉性。原告无法,只得另寻途径。
  二、漏审之争
  被告在原告不断投诉举报下,为打击报复原告,于2010年5月14日,以原告未进行年检为由,超越职权撤销原告行政许可登记(2010长民发42号,以下简称撤会令)。原告不服,在2010年6月21日,将“责改令”“撤会令”两具体行政行为向岳麓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并未审理“责改令”,原告又特别针对初审漏审“责改令”而导致其败诉上诉于中院,中院于2011年3月15日却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同样也未审理“责改令”。此后,原告通过信访高院确认,因“责改令”漏审,而影响“撤会令”判决,原告对漏审的“责改令”,既可申请复议,也可提起诉讼。2012年1月6日,原告向长沙市人民政府提出法制办申请行政复议,市法制办对此组织了专题复议听证会,会后被告向市法制办致函,称超过复议时效,市法制办此次尚未作出复议决定。后在原告多次申请复议的情况下,对原告作出复议《告知书》,认为同一事项已提诉讼,不得复议。2013年10月13日,市人大信访办同时再次确认法院漏审“责改令”行政行为,要求法院立案补审。与此同时,原告于2012年3月10日向被告上一级行政机关湖南省民政厅提出复议申请,省民政厅对原告作出过《行政复议告知书》。2012年6月26日,原告向长沙市检察院申请行政抗诉,但该院立案后并未向法院提行政抗诉。
  三、诉权之争

   “责改令”“撤会令”分明为两个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责改令”先作出,“撤会令”后作出,但岳麓区法院为何不审理“责改令”?难道真如被告所说,超过所谓时效规定吗?但“责改令”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定授权、无法律依据、无法律程序、无法定诉权,明显属无效行政行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和《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认定无效,无效行政行为自始不受时效限制。另一方面,被告凭“责改令”对原告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至今仍没有解除,继续扣押原告证、章、印,冻结其银行存款,被告加害原告的侵权行为处在持续状态,借口“责改令”没有被审理,继续侵害原告的财产。因此“责改令”不受时效限制,原告可随时主张。说穿了,一旦对“责改令”进行司法审查,被告长沙市民政局必败无疑。透过这一漏审“责改令”案件,法判为谁审案,一目了然!

    四、诉期之争

    依理说,原告随时都可以要求法院对漏审“责改令”进行补审,根本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但法院同样会搬出许多法条出来,把行政相对人堵在法律之外。2014年6月6日,原告以被告行政侵权及行政赔偿一并诉至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终于使漏审的“责改令”进入司法审查。此次岳麓区法院依法撤销了被告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2015年3月16日以此生效《行政赔偿判决书》(2014 岳行初字第00046号)为依据,再次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被告于2015年4月7日竟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原告作出相同的《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遂诉至法院。但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0日对此案作出《行政裁定》,以原告对“责改令”超过五年诉讼时效规定为由,驳回了原告诉请。

    五、焦点之争

    显然,本案的焦点现在变成一个,即原告的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因此,被告对于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负有举证责任。在2010年6月21日,原告已对“责改令”具体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上事实,原告《行政起诉状》、被告《行政答辩状》及一审《行政判决书》结果均能证明。2012年1月6日,原告向长沙市人民政府提出法制办申请行政复议,以上事实,原告《行政申请书》、被告《回复函》及市法制办《告知书》均可证明。事实证明:无论是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还是申请行政复议,都没有超过2012年3月19日的时限,原告在法定时效内主张了自身权利。日前,原告再次向上诉二审提供了以上证据证明,等待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决。

    结  语 :法外之争

    一起简单的行政诉讼,为何会一波三折?原告完全能打赢的行政官司,为何会反以被告胜诉而告终?人们应绕开案件本身,多关注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法定代表人黄建军会长发表在个人“食话实说”博客上的《长沙市民政局逼我向总理要尊严》、《一个民间商会会长的血泪控告》、《政府只有主导这样的食品行业协会才能创建食品安全城市吗》、《长沙市民政局使全国幸福感城市蒙羞》等多篇文章。

(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  黄建军  完稿于2015年12月28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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