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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话实说 反贪就是爱国

黄建军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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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做过大学老师,办过贸易实体,当过商会会长。但成事不多。最令我难堪的是:别人跟我打招呼,乱给我称呼。叫我黄老师吧,我曾经误人子弟,叫我黄老板吧,我缺的就是钱,叫我黄会长吧,分明是说我讲话啰嗦,会开得长,叫我老黄啰,我自认为还没有进入老年之列,正是男人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光! 本人【食话实说】在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易、华声、精英博客、星辰在线、百度空间等各知名网站建设有博客,大量博文已被各大网站置顶、加精、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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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法院如此判案,湖南何来依法治省?  

2011-07-09 00:45: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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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看:每一起民告官案的背后,几乎都与权力腐败有关;而如何审理民告官案件,一直被认为是司法公正的分水岭。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地方两级法院,在对社会组织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状告管理机关长沙市民政局行政强制侵权一案的审理判决,让人再次很清楚地看到了拦在推进民主法治进程中的重重阻碍。原本给予百姓法律救助的司法机关竟公然践踏国家法律,着实不仅仅使饱受恶权之苦的民众心灰意冷,而且也将给“法治湖南”的彩旗蒙上层层阴影。

 

1、岳麓区法院如何将被告违法审成原告违法?

2010年6月中旬,位于长沙市政府行政区域的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收到了一起特殊的行政诉讼:全市社会组织的登记发证权力部门长沙市民政局,被自己的监管对象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以“行政违法”为由告上了法院,建局五十年以来,这个“管家婆”第一次站在了被告席上。

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在行政诉状中表明了两个十分明确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长民发[2007]20号)《关于责令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停止对外活动并限期整改的决定》的枉法行政强制行为,并归还被被告无端收缴的登记证书、银行印鉴、行政公章;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于2010年5月14日(长民发[2010]42号)撤销其登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恢复原告的合法地位。在事实与理由的陈述中,原告诉状写道:2007年3月25日下午,被告长沙市民政局仅凭一纸红头文件,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捏造原告各种莫须有的违法乱纪事实,现场强制收缴了原告的证书、印鉴、公章,而且一扣三年之久,超期对原告实施行政强制侵权。2010年5月14日,被告又以原告2006年度年检不合格、此后其连续三年不参与年审年检、不办理办公场所变更等违法事实,又对原告启用了撤销其登记的第二次行政强制措施。

在随即公开的庭审调查中,原告商会会长、法定代表人黄建军又作了进一步补充说明:“2007年3月,被告之所以要将与原告置于死地,完全是为了推出由权力部门一手掌控的权贵协会——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明目张胆地与民争利。至于原告三年连续未能履行年审年检,也完全是由被告渎职行为造成,强行扣压原告证照、公章三年,竟反指原告不进行年检,其全部责任只能由被告违法行政行为承担。”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湖南琼武律师事务所曹湘陵律师在辩论中,也作了如下辩护:“基于2007年3月被告行政行为的枉法性,第二次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强制措施,不仅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长沙市岳麓区法院真不愧“阳光法院”。他们在受理此案的三个月内,公开开了两次庭,一切看事似是那样公正、公平、公开。当2010年9月1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从主审法官苏舸飞手中接过初审判决书(2010岳行初字的00033号)时,不竟让这位商会会长一时傻了眼。

岳麓区法院在判决中,把被告凭红头文件执法说成“处罚程序基本合法”,把被告凭空捏造原告的违法事实说成“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把伪造“依法查处”的“市长批示”说成“适用法律基本正确”。

岳麓区法院还在初审判决中还作了如下荒唐判决:“原告食品经销商会诉请被告长沙市民政局于2007年3月封存的证照、印章的诉求,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

岳麓区法院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基层法院,一直以来乐于扮演政府守门员的角色,作出这样颠倒黑白的判决,已经是不足为怪的事情。

2、长沙市中院如何让政府置身于“麻烦”之外?

此案很快由原告上诉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此次为终审判决,应该说原告事先做了充分准备。

果然在2010年2月21日公开的庭审中,刚一开庭就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

原告委托代理人聂人瑞湖南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在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如下主张:

“我国的社会团体即行业协会,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类。如工商系统的私营个体劳动者协会就是官办协会,其经费来源、主要负责人等,都由政府安排解决。而我的委托代理人食品商会,则是纯民间化的服务类行业协会,是通过自筹经费、自我发起、自选会长、自主会务,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社会管理组织。”

“基于这样的前提,民间商会不存在乱纪的问题,只存在是否有无违法行为。民间商会违规应通过商会内部管理解决,其违法则应按法律法规处罚。也就是说,作为行业协会的主管部门,对违法协会的查处应建立在明确的违法事实基础上,通过立案调查辅之以行政听证加以确定。任何一种行政处罚都只能依国家法律作出,而不能由权力作出。”

“而被告于2007年3月在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过程中,凭的是管理机关的一张红头文件,用红头文件限制商会‘停止对外活动三个月’,并强制商会提前‘换届选举’,被告还在文件中声称,‘如果商会未能在三个月内按时完成整改和换届,则由登记机关依法查处。’最恶劣之处,被告凭以红头文件,现场强制收缴了原告的登记证书、行政公章、银行印鉴。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简单的行政滥权渎职,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枉法行政。请求法院支持我的代理人的上诉诉求。”

当然,被告委托代理人闵白秋湖南环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也在庭审中作了这样的辩护:原告食品商会至2007年以后,不参加主管部门的年检,又拒不接受其检查监督,还在网上多次发帖,向多个部门投诉举报,给长沙市的民政工作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这样一个行业协会如果不予取缔,民政局将如何行使对行业协会的监督职能?政府还有何公信力?请求法院作出撤销原告登记的行政判决。

不出所料,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很快对此案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所谓终审判决。中院在判决书中这样表述,“被告认定原告的违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原告将违规责任归咎于被告2007年3月责令其整改并封存保管证照的责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面对中院如此的终审判决,一位法学界资深人士作出了这样的解释:长沙市中院也是地方法院,属于长沙市政府的一个部门,而食品商会状告长沙市民政局,是典型的民告官案例。这样的案件,随你诉到长沙市哪一家基层法院,都会作出这样的判决。现在地方法院就是为政府保驾护航,为贪腐官员充当保护伞,为政府违法行政开脱责任。

3、民告官如何成了百姓难以承受之苦?

    原告食品商会面对长沙市中院如此偏袒政府的行政终审判决,即便心存不甘,但仍然从其中找到了法律救助的最后一线希望。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湖南省《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中,这样对民间商会作出了严格的法律规定:“行业协会的资产为集体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行业协会在注销以前,必须进行资产清算”。

原告依此法律规定,随即向被告民政局递交了一份《关于注销商会进行财产清算》的请求,被告民政局在给黄建军的回复中,作出了这样的答复,“我局将以法律审判结果严格执行”,“请你来我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而对应由长沙市民政局和长沙市商务局组成财产清算小组、对商会的资产进行清查一事只字未提。妄图以不公正的司法判决逃避行政强制侵权赔偿,将于2007年3月强行扣压商会的银行印鉴、民间商会所形成的300多万债务全部转嫁到民间商会会长黄建军个人头上。

商会会长黄建军为了此行业协会,耗尽了毕生精力和财力,直接为商会注入资金200多万,还为此拖垮了自己经营商贸公司,搭上了一套福利私房,现在不仅四年的会费没收一分,而且还面临众多商会主要投资人的集体诉讼。

现在来评论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终审判决毕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原告已经分别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诉,请求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对此案依法提起抗诉。

如果这还不能成功,这位坚持原则、坚信法律的民间商会会长,也许又将面临一次人生转折:信法不成,就信访吧!就是信访到北京,也要把这场官司打到底!把一切贪官污吏揪出来!

(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 20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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