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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话实说 反贪就是爱国

黄建军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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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本人做过大学老师,办过贸易实体,当过商会会长。但成事不多。最令我难堪的是:别人跟我打招呼,乱给我称呼。叫我黄老师吧,我曾经误人子弟,叫我黄老板吧,我缺的就是钱,叫我黄会长吧,分明是说我讲话啰嗦,会开得长,叫我老黄啰,我自认为还没有进入老年之列,正是男人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光! 本人【食话实说】在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易、华声、精英博客、星辰在线、百度空间等各知名网站建设有博客,大量博文已被各大网站置顶、加精、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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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沙市民政局渎职侵权案给省市人民检察院的控告信  

2011-04-19 15:08:38|  分类: 笔头下的坚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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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今天,我以一个民间商会会长和普通民间人士的身份,向检察机关举报一起发生在长沙市多个部门涉嫌危害食品安全的案件线索,控告这起与食品安全有关渎职侵权的职务犯罪行为,同时请求检察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和相关职务犯罪活动的通知》的精神,依法对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长中行终字0127号)徇私枉法的行政判决提出抗诉,深挖这起食品安全背后的职务犯罪活动。

 

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07325日下午,民间组织登记发证管理机关长沙市民政局,凭借事先诬陷嫁祸、伪造虚构的行政相对人“违法乱纪”的事实,编造“现场年检”的谎言,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闯入食品商会办公场所,向会长黄建军口头宣读一份由业务主管单位市商务局和登记管理机关市民政局联合签发的《关于责令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停止对外活动并限期整改的决定》(2007长民发20号)部门红头文件,现场强制收缴了就商会登记证书、行政公章、银行印鉴。在这起由市民政局一手操纵的行政强制执法下,一个合法的民间商会从此陷入深渊。

20072010历时四年,长沙市民政局一直没有停止对食品商会的渎职侵权。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干扰商会正常的换届选举,拒绝给商会每年一次的年审年检,阻止商会合法开展的业务活动,报复商会合理的权利诉求。20088月,市民政局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一市一业一会”的法律规定,非法批准设置由权力部门一手掌控的权力协会“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市民政局利用扣押的商会证照和印章,将食品商会的会员和会费转入权力协会。2010415日,长沙市民政局动用警察监护,在民政局小型会议室逼迫黄建军会长签收《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直到2010514日公然践踏国家法律,撇开业务主管单位市商务局的行政监督职能,单方面越权作出撤销民间商会登记的《行政处罚决定》(2010长民发42号)。

长沙市民政局等行政部门的上述渎职侵权行为,不仅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国家法律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部门规章,而且其背后隐藏了一系列渎职侵权的腐败行为,完全符合与食品安全相关职务犯罪的特征,望检察官能为其抽丝剥茧,细侦此案,不让危害群众利益的腐败份子逍遥法外。

 

其一,涉嫌收受贿赂。

20052006年间,长沙市民政局主管行业协会的社团管理处长刘洪娟先后两次向黄建军提出安排其退休丈夫在商会任职的要求,并要商会每月给其发放工资5000-6000元,黄建军以“商会负担不起太高工资”为由给予拒绝,而接收曾在民政局社团处临时聘用人员彭友任文员一职(女)。刘洪娟只好将丈夫安排长沙温州商会任职。2006年,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利用长沙市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特殊身份,着手筹备“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 联络负责人曾满诚是退居二线的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消保处处长,多次劝说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收编于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成为协会的分支机构,黄建军以权力部门成立行业协会有敛财之嫌又给予了拒绝。新成立的食品行业协会,不仅给刘洪娟的丈夫安排了副秘书长一职,而且还给临近退休的刘洪娟准备了高薪顾问的位置。这两件事,不仅惹怒了掌握实权的官员,而且加快了他们权力合谋的步伐。为扫清他们以权敛财的障碍,两局加紧设计要整跨食品商会。详情可参阅“食话实说”黄建军的博文《长沙市民政局逼我向总理要尊严》。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了市民政局和市药监局的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变相收受贿赂。

 

其二,涉嫌徇私舞弊。
    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十分清楚,市食品安全领导小组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都不宜作为食品类行业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而应归属市商务局,而他们强调的成立“食品行业协会有利于搞好全市的食品安全”,只不过是他们企图通过行业协会实现以权敛财的美丽说辞。而具体审批行业协会的民政局,也明知行业协会筹备成立“应由企业组织发起”,实行“政会脱勾,独立办会”,无论食安小组还是市药监局,都不能直接组织发起成立行业协会。且长沙市民政局早在20037月就批准成立了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这一民间协会,这个商会一直是全市的先进协会,在食品安全方面尤为发挥了行业自律的重要作用,他们即使真需要食品类行业协会参与全市食品安全,完全可以依法委托于现有的食品商会。但民政局还是违法批准设立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这一权力协会,用以取代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这家民间协会。详情可参阅“食话实说”黄建军的博文《一个权力协会与民间商会的生死对决》。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市民政局和市药监局的徇私舞弊行为。

 

其三,涉嫌玩忽职守。

2008812,长沙市民政局正式批准同意筹备成立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2008 长民发92号)。协会的“筹备组”将其办公机构设在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局行政五楼办公,他们向食品企业发出的入会函,对外是一致宣称:“经长沙市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决定,由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职能局(委)签审,长沙市人民政府同意,长沙市民政局审核同意成立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随后便开始大张旗鼓招募会员,授牌匾,收取巨额赞助。这些都在长沙市食品行业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严重损坏了长沙市“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的声誉。

食品商会黄建军把这些情况反映到市纪委行政效能办、同时又投诉到到市民政局局长贺国谦局长那里,市效能办先后两次曾就此事多次与民政局协商,要求民政局给予调查处理。既有上级的督查,又有举报材料,市民政局就应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筹备期间不得开展筹备以外的活动”之规定,依法对这个协会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给予取缔。民政局不仅对权力协会违法的事实视而不见,还对外散布食品商会违法违纪即将被注销的官方消息,甚至还为其提供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请示性公文处理单》的政府公文,公然为其充当保护伞。详见[食话实说]黄建军的博文《只有打造这样的食品行业协会才能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吗?》。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了市民政局和市药监局玩忽职守的行政行为。

 

其四、涉嫌伪造证言证据。

为了把食品商会彻底置于死地,长沙市药监局多方收集了食品商会各种活动资料:一份商会发放给企业的通知,一份受其委托草拟的“食品安全进社区活动方案”,一份与长沙电视台新闻频道合作举行的“食品安全进社区推广手册”,一份与当代商报合作主编的《食品周刊》。这些材料稍加整理后,用完全相同的事实,分别写了三份不同的材料寄出。一份谎称为“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举报信,呈送时任市长谭仲池;另一份以“市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双重身份,内容为“黄建军等人伪造国家公文、印章,招摇撞骗的紧急情况汇报”的材料,由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呈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副市长刘晓明;第三份以“长沙市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的名义,写给长沙市民政局和市商务局的公函,要求两局“核查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违法乱纪行为”。这些举报信、汇报材料、调查函,一致指控食品商会黄建军伪造国家公文、印章,从事招摇撞骗等违法乱纪一系列活动。特别是给民政局和商务局的公函中,长沙市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有版有眼地说,“黄建军等人从2006年起,多次伪造‘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长沙市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的公文和公章”。此指控若能成立,公安机关则可以对黄建军追究刑事责任。公文还煞有介事地附上了那封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给谭仲池市长的举报信。公函还郑重其事地要求市民政局“将调查处情况于41日前函告食安领导小组,以便综合上报市政府。”市食安领导小组2007311日给向民政局发出的公函,在不到10天的时间,民政局有没有对食品商会进行立案调查不得而知,但民政局便于2007319日蒙骗市商务局,仓促出台了《责令食品商会停止对外一切活动并限期整改的决定》的红头文件。 假的就是假的,市民政局不敢在红头文件中列举那些虚假栽赃陷害的事实,只能将“多次收到有关部门和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对你会违法乱纪的举报”,“按照市领导的批示精神”,这样的含糊之词写进红头文件。至于副市长兼长沙市食品安全领导小组主任刘晓明的批示从何而来,那是他们自家的事,只需长沙市食品监督管理局盖个公章打个报告就行了。

长沙市民政局就是用这些栽赃虚构的事实,启动了对食品商会违法行政强制,还在给省市纪委的调查回复函中,一再坚称食品商会确实存在违法乱纪,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严格公正执法”,触及了商会的利益,而遭致商会不满的投诉举报。还把向省市纪委的虚假回应作为证据提供给一、二审法院,以座实食品商会违法乱纪。详情见“食话实说”黄建军的相关博文《不能让权利之争不能毁了食品安全大事》。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市民政局通过伪造证言证据栽赃陷害行政相对人的行为。

 

其五、涉嫌伪造国家公文。

在对食品商会撤销登记的行政听证会上,长沙市民政局提供了一份坚称“时任市长谭仲池要对食品商会依法处理的亲笔批示”的复印件,格外引起了商会委托代理人张华的警觉,当即质疑道,“市长对违法违纪的当事人建议有关部门依法查处的批示不可能只有复印件”,便要求民政局提供原件。民政局坚持说只有复印件。为了求证事实真相,会长黄建军持这份“市长批示”去市政府秘书一处核实,秘书一处相关负责人仔细查看了这份市长批示的复印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单纯从签字的笔迹上看,确实是谭市长亲笔所签,但谭市长是对一段时期内所有群众来信而签署的意见,批示将这些群众来信转交市信访局汇总调查处理,并非对食品经销商会甚至是黄建军个人所谓违法乱纪行为签署过任何意见。至于市长批示下部分所附的材料是否有存在添加,要与原件核对,只有司法机关才能调取”。此份市长批示还存在诸多疑点:一是,举报信的右上角明显标明了长沙信访局的签收印章,承办单位为市药监局下属单位浏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举报信来自于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明显不符;二是,从谭仲池市长的批件内容来看,谭市长批示是要将这些群众来信转交给市信访局处理,市信访局怎么又将这些举报信转给了谭市长呢?若是信访局处理了这封举报信,再转给谭市长,也应该看市信访的转交批示。三是,举报信明明标明了承办单位是“浏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意味着由浏阳市药监局直接收到了这些自称为“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举报材料,难道这些企业都地处浏阳吗?都只能向浏阳市药监局举报?四是,举报信没有看到企业的签名或盖章,也未触及到食品商会具体的违法乱纪行为,全是商会的活动资料,这些“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到谭市长那里又变换成了“群众身份”。 以上充分证明,这封所谓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举报信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出自于长沙市药监局一局之手。伪造证据栽赃陷害行政相对人也许还算小事,但伪造“市长批示”作为执法依据可是大事。详情见【食话实说】黄建军的相关博文“给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市药监局和市民政局部分官员涉嫌伪造国家公文。

其六,涉嫌侵占民间商会财产。

长沙市民政仅凭部门红头文件实施“停止对外活动”“封存保管证照印章”两项行政强制措施,尤其是把商会的银行印鉴当作印章强制收缴了。

扣押银行印鉴明显与《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不符,任何一种行政强制处罚都不能扣押单位的银行印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印章”规定,是指能证明合法身份的图章,不包括银行印鉴,而银行印鉴是单位与银行结算的验证码。长沙市民政局为何将财务凭证不扣,而非要扣押商会的银行印鉴呢?原来,他们扣押商会的登记证照、行政公章、银行印鉴,是以便供他们随时启用:一方面,食品商会1200多家会员企业可随时转入由权力部门一手掌控的食品行业协会;另一方面,商会每年130万的会费收入可一分不留地划入由民政局重新开立的“银行帐户”。

《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家保护社会团体依照法律、法规及其章程开展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第二十九条又规定,社会团体的合法资产来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详情参阅【食话实说】的博文:《长沙市民政局封存保管银行印鉴的吊诡和反讽》。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长沙市民政局利用手中权力强行侵占民间商会的资产。

 

其七,涉嫌渎职侵权。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部门规章和《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地方规定,其中第二十七条对行业协会的经费来源是这样规定的:()会员交纳的会费;()从事政府及其部门委托的事务所获得的报酬;()在章程规定范围内开展服务的收入;()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其他合法收入。

由于市民政局对食品商会违法实施了现场收缴登记证书、行政公章、银行印鉴等行政强制措施,且长达四年之久,不仅截断了商会的一切经济来源,而且使食品商会和会长个人黄建军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以上各项合计,不包括精神损害在内,损失高达2460万元。

详见【食话实说】黄建军相关博文:“就长沙市民政局公然践踏法律给长沙市长张剑飞的求救信”。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长沙市民政局渎职侵权。

 

其八:涉嫌打击报复

2004年底,食品商会因成绩突出,被接纳为长沙市民政局主管下的“长沙市民间组织发展促进会”的副会长,黄建军对这个部门“小金库”的权力协会提出过两点质疑:不应由长沙市民政局局长贺国谦担任这个协会的会长,不应由民政局社团处处长刘洪娟做协会的秘书长兼法定代表人,有权力协会之嫌;而且将全市民间组织用权力捆绑于这个协会,被迫缴纳会费,还将国家规定不许收费的民间组织年审年检费,通过“公示资料费”的名目划入“民间组织发展促进会”的帐上,有以权敛财之嫌。这些对民政局的善意批评和后来向主管官员拒贿,都无疑成了收拾食品商会的导火索,他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伺机给食品商会“下套”。

长沙市民政局将食品商会证章扣后,又不给商会解决遗留问题,食品商会就此向相关部门进行过多次投诉与举报,从而遭致民政局更为严重的权力打击报复;他们先是向省市纪委虚假汇报,坚称食品商会违法在先,把自己装成受冤屈者;后是利用长沙市食品安全委员会规范食品行业协会之举借刀杀人;最后干脆直接抛开市商务局单方面越权将食品商会注销。

在行政诉讼中,又动用一切权力手段干预司法,民政局贺国谦局长又以长沙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干涉中院审理此案,以致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完全作出了背离事实、颠倒黑白、偏袒政府、司法不公的判决。

2011330日,长沙市民政局又利用非审案件代替生效行政判决,强制食品商会到民政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妄图逃脱渎职侵权给食品商会造成的损失赔偿。详见[食话实说]黄建军相关博文《长沙市民政局用权力绑架了食品商会三年》

 

以上控告,事实确凿,证据充分。特提请人民检察院比照国家相关法律,给予立案侦查,严惩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活动,还法律之威严,还社会之公平。

围绕食品安全这一主线而展开的这场权力协会与民间商会的生死对决,深层触及了钱权交易的“潜规则”,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利交易,在这起违法行政强制的昏暗灯下,映衬得如此赤裸裸。除了等待法律制度去监督与制衡权力之外,处于弱势的一方还能用什么手段去实现自己的尊严和保障自己的权利呢?

 

(控告信中,实附证据若干份)

控告人: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  

        

                                      O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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